柏克萊企業高階經營班有一位非常具有文人氣質的學員－董先生，年輕有理想，他在廣告界有些淵源，那時西方的女性雜誌尚未引進台灣，而英國黛安娜王妃在那個年代非常紅，他創辦「黛」雜誌非常成功，是當時年輕女性族群熱門讀物。我向他請教「外貿雜誌」的未來，他幫我分析廣告和版面內容，當時我一直思索如何突破「困局」，因為「外貿雜誌」發行量相較於潛在讀者，就是差一點，訂戶始終起起伏伏。台灣企業外貿關連度極高，沒有理由吸引不到足以支撐損益平衡點的訂戶，但卻又每期小虧，後來終於明白，這和台灣「重硬輕軟」的習性有密切的關連。
我為了「一決勝負」，毅然做了「大改版」的決定，招聘編輯人員及廣告企劃人員，把雜誌更名為「贏家」以擴充讀者群，並藉以吸引廣告，但是，局面仍然沒有大改變。後來因緣際會下，柏克萊企業高階經營班第六期學員－解先生，當時任職何豐公司副總經理，主管技術和行銷，他是何豐的靈魂人物之一，我亦當過何豐公司的董事，從他那裡得知何豐精密工業公司的處境，因此回台之後，我組織了志同道合的學員買下何豐公司當時董事長的所有股權，成為最大的股東。這時，我已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投入「贏家」雜誌的編務上，“我可以賠錢，但不能夠同時賠時間”或者“我可以賠時間，但不能同時賠錢”，思考再三，雜誌要轉虧為盈是困難的，於是我毅然決定當年11月號出版後即關閉雜誌社。
贏家雜誌在當年3-4月份曾推出「風水」專輯，訪問很多業界「名嘴」，討論有關風水的典故和人物，因而結識一位名師；我請他順便來看看我們在長安東路的雜誌社，他當時就跟我說：「你們10月份“會有人事糾紛”」。我心裡想“我是獨資”，哪有什麼人事糾紛？也就不去管他。決定關閉雜誌後，我資遣不需要的編輯同仁，只保留大銀企管的人力，雖然當時雜誌社不在勞動基準法規範內，但我仍比照法規辦理。當時發生二件事：一件是廣告AE帶一位朋友來釐清楚事件，發現我們有支付資遣費就走了，另一件是一位編輯女士偕同老公一起來理論一番才走人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我才猛然想起此事的關連，那位地理名師在四月份講的還有點準吔！
有一次台北開完會回台中時，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發展協會秘書長搭我的便車南下，車內我們談論各種專案時，他欲言又止加上旁敲側擊的認為 “我的創業，交通銀行一定幫了不少忙”。我笑笑地告訴他：「完全沒有！」他感到有些意外。我離開公職而創業，對交銀同仁而言，可能是跨行看不起，或是莫名其妙的嫉妒心理，或是“同行相忌”－當他們還是銀行人員，我已經是“老闆”了。當然也有極少數的同事會私下幫我一些忙，不過很少。
瘋狂歲月（一）登出來之後，一位老同事提及“何豐改名”之事，給了我寫出實況的靈感。我接手「何豐精密」約過半年，經常有人找錯地方造成我們的困擾，因為「連豐」當時周轉困難，他們要找「連豐」的何董事長，卻跑到隔壁的「何豐」；而「何豐」早期也是何董事長創辦的，二家公司的建築形式完全相同，也沒有隔牆，甚至地下室是相通的，因此我只好予以補建。後來欲更改何豐公司名稱卻遭到交通銀行反對，其中一位監察人在董事會議後回到交銀後說：“改成『元銀』不就成了卓永財的『企業』了嗎？”好奇怪！我佔有股權超過一半，不就是我在經營嗎？改名之事，又拖了一陣子，當然，困擾還是不斷。
一直到有一天，交銀台中分行宋經理寄文件給我，信封上署名收件是「何豐精密公司」「何董事長永財」，真的是“士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我非常生氣，就以此為理由，很強勢的把公司名稱改為「元銀精密」。後來上銀科技公開發行，在上市前就將元銀合併入上銀科技公司；而連豐機械因債務問題被銀行拍賣，何先生也搬離原址了。
由於出身自金融界，以當時都是公營銀行的環境，跑去做製造業，被金融界耽心、看不起是必然的事。何豐決定召開臨時股東會補選董事之後，我就去中華開發拜訪其投資部郭經理，禮貌上尋求支持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；然而郭經理直接要求“找財團來”，給我吃閉門羮。後來透過中華開發一位同事安排求見江總經理，江總經理一見面就直說：「我很忙，給你二分鐘說明」，當時我心裡有數，就說「何豐補選董事，請中華開發支持」，話說完馬上就告退。結果，補選那天，中華開發表明「棄權」並要求列入記錄，這是當時的景況。所幸，其後中華開發派的董監事代表的態度友善多了。
萬事起頭難，一點也不錯，也許是好事多磨！